韩国一年近2.6万起虐童案,86%施暴者竟是亲生父母。
与此同时,生育率跌破0.78,满街“无儿童区”,这个国家正在亲手把孩子从家庭和社会中“驱逐”出去。

哈喽啊大家小汉这篇观察,就带大家看清:
韩国人不愿生孩子,真的只是因为穷吗?还是整个社会早已失去了善待孩子的意愿与能力?
虐童惨案,触目惊心
近年来,韩国虐童事件的残忍程度,一次次突破公众的心理底线。
最让人无法释怀的是16个月大的正仁之死。
她被养父母领养后短短8个月里遭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虐待,最终因内脏破裂、全身多处骨折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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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仁的养母张夏英,起初对外塑造着“爱心妈妈”的形象,带着正仁参加电视节目,分享领养经验。
可私下里,她将领养正仁的后悔,全部转化为暴力发泄:
不给孩子穿新衣服,只让她穿亲生女儿的旧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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喂孩子吃未加热的速食,甚至直接喂辣椒酱。
经常把正仁关在漆黑的房间里,独自外出游玩。
更用手夹着孩子的脖子拖拽,故意绊倒学走路的她,还拍下视频取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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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令人愤慨的是,这起虐待并非毫无预兆。
幼儿园老师、邻居、儿科医生曾三次发现异常并报警。
但警方每次都轻信了张夏英的辩解,没有进行深入调查,让正仁一次次错过获救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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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2020年10月,正仁被送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。
医生发现她的胰脏完全破裂,腹内大量出血,肋骨等多根骨头骨折,伤痕严重到“足以写入医学教科书”。
最终没能挽回这个仅活了482天的小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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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似的惨案还有很多。
2023年6月曝光的“水原冰箱案”中,一名30多岁的女性杀害了自己的两名亲生婴儿。
将尸体藏在冰箱里长达三年多到四年多,被问及原因时,她只轻描淡写地说“没有特殊原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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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幼儿园里,虐待同样防不胜防。
大田一家幼儿园被曝教师将孩子塞进马桶,关在卫生间里长达15分钟,还在监控盲区殴打孩子。
家长发现孩子身上有不明伤痕,要求查看监控时却遭到园长拒绝,短短三周内就有9起相关控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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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尔某幼儿园保育老师因11个月大的婴儿不睡觉,竟然用被子蒙住孩子口鼻,导致其窒息死亡。
数据更能直观反映虐童问题的严重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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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19年到2023年,韩国虐童举报数量从41389起增长到48522起。
虽然部分年份判定的虐童案件数有波动,但整体保持在高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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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五年,被判定为虐童的案件累计超过15万起。
施虐者中父母的比例从2019年的75.6%逐年上升到2023年的85.9%,成为绝对的主要群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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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让人揪心的是,死亡儿童中,0至3岁的婴幼儿占比最高。
2023年就有18名3岁以下儿童死于虐待。
虐童根源,不止于贫穷
很多人将虐童事件归咎于经济压力。
认为韩国年轻人生活成本高、育儿负担重,才导致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。
不可否认,经济压力确实是重要因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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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东国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李恩珠曾指出,虐童的父母大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。
赚钱养家的压力加上文化水平有限,让他们难以排解负面情绪,最终迁怒于无辜的孩子。
但深入了解后会发现,韩国虐童问题的根源远比“养不起”复杂。
长期存在的法律漏洞,为虐待行为提供了“合法”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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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前的韩国《民法》中,有一条规定:
允许监护人“出自保护或教育子女的目的,在必要时采取惩戒措施”。
这条“惩戒权”条款被很多施虐父母当作借口,将严重的体罚视为正常的教育方式。
直到正仁事件后,韩国国会才通过修正案删除了这一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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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父权制和等级观念,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内部的暴力倾向。
韩国社会等级森严,家庭中父亲拥有绝对权威,“父为子纲”的观念根深蒂固。
加上“棍棒出孝子”“爱的鞭策”等传统教育理念,让体罚孩子被很多人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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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视为虐待的身体伤害,在韩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看作是合理的教育手段。
这种观念让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时毫无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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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监管和举报机制的失效,让虐待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。
正仁事件中,三次报警都没有引发有效调查,警方以“很难找到证明资料”为由轻易结案。
领养机构在得知正仁锁骨有裂痕后,仅通过电话询问就不再追究,家访要求也被养母轻易推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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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虐待行为发生在家庭内部,具有很强的隐秘性。
举报人的保护力度不足,导致不少人即便发现异常也不愿多管闲事,害怕遭到施虐者的报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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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,施虐者的惩罚力度不足,也难以形成震慑。
1998年至2016年间,韩国只有四分之一的非致命虐童者被监禁,大多数人只被判缓刑或罚款。
即便导致儿童死亡,也有21%的施虐者逃过牢狱之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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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邱地区一名继母长期殴打8岁继女致其死亡,仅被判处10年监禁。
这样的判决引发民众强烈不满,认为“孩子的生命被看得太廉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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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子化与虐童的死结
韩国的虐童问题和少子化现象,形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恶性循环。
生育率越低,儿童在社会中的占比越少,社会对儿童的包容度就越低,厌童情绪随之蔓延。
厌童情绪又让育儿环境恶化,进一步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,同时也让虐童行为更容易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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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在韩国,“无儿童区”已经超过500家。
从首尔到济州岛,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挂起“禁止12岁以下儿童进入”的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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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设立“无儿童区”的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。
他们有着强烈的个人空间意识,无法忍受公共场所孩子吵闹,认为这类区域能让自己获得“清静”。
反对者则认为,这是对儿童和有孩家庭的歧视,限制了全职妈妈的活动空间,让她们感觉被社会排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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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分歧的背后,是韩国社会婚育观念的严重割裂。
一方面,职场压力、房价高企、育儿成本昂贵,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,成为“三抛世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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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选择生孩子的家庭认为,自己不仅是为了小家,也是在为国家应对人口危机做贡献。
理应得到社会的包容。
两种观念的碰撞,让无孩群体和有孩家庭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。
孩子逐渐成为矛盾的焦点,被不少人贴上“吵闹”“闯祸”“不守规则”的标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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厌童情绪的极端表现,就是对儿童的冷漠和伤害。
釜山开往首尔的高铁上,两名幼童玩闹引发一名男子暴怒,不仅大声呵斥,还踢打上前劝阻的乘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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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韩国网友坦言,自己不是讨厌所有孩子,而是厌恶那些不守规则的孩子和纵容孩子的家长。
但这种情绪逐渐蔓延,让整个社会对儿童的容忍度越来越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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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值得警惕的是,厌童和憎老在韩国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体两面。
就像“无儿童区”出现后,“无老人区”也随之出现。
济州岛一家咖啡馆曾贴着“禁止60岁以上老人进入”却“欢迎狗狗”的标识,引发民众愤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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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对不同群体的排斥,本质上是社会缺乏包容性的体现。
偏狭的心态,又进一步恶化了人口结构,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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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应对这些问题,韩国政府并非毫无作为。
近年来,韩国删除了《民法》中监护人的“惩戒权”,修改《儿童虐待处罚法》。
规定接到虐童报案后必须立即调查,将施虐者与受害儿童隔离。
通过“郑仁法”加强对虐童行为的惩处,明确相关人员的举报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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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超过2000亿美元用于鼓励生育,提供经济补贴、推行育儿假制度等。
但这些措施似乎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虐童案件依然频发,生育率也没有明显回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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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,一个国家的育儿环境,从来都不只是经济成本的问题。
更关乎社会的包容度、制度的完善度和文化观念的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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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父母的“惩戒权”不再成为虐待的借口,当举报虐童能得到及时回应。
当有孩家庭能在公共场所获得理解,当孩子的权益能得到真正的保护。
或许人们才会愿意生育,愿意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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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:
一个健康的社会,既不能让孩子在家庭中遭受伤害,也不能让孩子在社会上被排斥。
童年是每个人的来时路,善待孩子,就是善待一个国家的未来。
希望韩国的虐童惨案不再重演,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安全、包容的环境中长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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